“十一五”期間，中國節能減排力度大、績效好?！笆濉睍r期的一個主要發展目標是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轉型，重點突出清潔能源建設，大力推進減排、大幅降低能源強度和碳強度。因此，“十二五”規劃明確，在未來五年，單位GDP能耗降低16%，單位GDP碳排放降低17%，常規污染物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的排放降低8%。但相比“十一五”的要求，“十二五”這些指標數字調低。我們應如何理解和執行這些指標呢？

節能減排目標下調符合經濟發展實際

從發展階段和城市化發展的需要來看，“十二五”的目標宜積極保持高壓，但不必過激。從發展階段、“十一五”績效和資源稟賦等多方面總體來看，節能指標為16％，維系了高壓，較為符合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。不僅如此，“十二五”規劃中也明確提出能源消費總量控制的要求。應該說，“十二五”規劃有經濟增長目標，有節能指標，能源消費總量也就明確了。

為什么“十二五”的指標比過去的5年的指標表面上要保守？比較“十一五”期間的目標完成情況，單位GDP能耗降略低于目標值20％，但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卻大幅超過規定數值10％：分別下降12.45%和14.29%。這說明，只要加大投資，常規污染物的排放總量就可減少。但對單位GDP能耗控制并非如此，因為只要增加投資，就有能源消費增長，影響對單位GDP能耗的控制。“十一五”期間的目標是從高處著手，但“十二五”期間不可能再有“十一五”那樣的能源強度下降，因為在“十一五”期間，小火電、小煉鋼已關停很多，“十二五”期間關停的空間已非常有限。不僅如此中國規模以上的企業能源效率已接近世界水平，“十一五”投資裝機的火電效率比日本高，汽車燃油效率比美國高，規模以上鋼鐵企業的噸鋼綜合能耗優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。所以說，“十二五”期間單位GDP能耗降低只能而且必須低于“十一五”。

“十二五”發展壓力依然，節能減碳難度加大

能源消費彈性系數決定了GDP與能源消費增長之間的線性關系，因而，單位GDP與碳減排也線性相關?！笆濉逼陂g，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大約在1.0，即1%的GDP增長，就有1%的能源消費增長?！笆晃濉逼陂g，這一系數降至0.7-0.8。那么，“十二五”期間，如果進行經濟結構調整，能源消費彈性系數會持續降低，可能在0.6左右。如果全國平均GDP增長達到10%上下，能源消費增長也會達到5%-7%，GDP增長8%，能源消費增長也會達到5%。以此計算，由于“十二五”期間的經濟增長目標仍將保持高位，能源消費總量仍將呈現較快增長，不然難以支撐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需要。例如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生活品質的提升，需要增加商品能源的消費。

“十二五”期間碳減排還面臨許多困難。東部發達地區排放量大，但碳生產率即單位碳排放產出高，減排成本和難度相應也高，如果指令性規定大幅減排，不僅有鞭打快牛之嫌，而且也確有實際困難。中西部地區為了經濟發展，要承接東部轉移的高耗能工業，不但不希望大幅減排，甚至還要求有所上升，所以中西部減排指標的落實也困難重重。因此，從政策層面考慮，減排不應該采取一刀切的簡單行政管制，應根據各地情況不同，提供彈性空間。例如，在向地方分解減排目標時應適當考慮當地發展階段。又如，允許地區間開展減排交易等。

加強技術研發，提升零碳能源市場競爭力

大力開發可再生能源，不僅有利于減碳目標的實現，而且直接關乎“十二五”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例目標的完成。但是，大規模利用可再生能源不能一蹴而就，必須考慮到兩方面問題：

第一，現階段，大力開發可再生能源不但不能替代化石能源，有可能反倒會大量增加其消耗。這是因為風能、太陽能等具有間歇性，要最大限度保障穩定和充足的能源供給，必須發展更多煤電，而且煤電機組因不能滿負荷運行，發電效率會降低。另外，在當前的技術水平下，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較高，必須對其進行補貼，這部分錢只能從價格相對低廉的化石能源上來，從而使得可再生能源規模越大，需要的補貼也越多，化石能源利用規模也越大；第二，技術鎖定效應也須得到足夠重視。目前的可再生能源技術，投入大，發展快，進步日新月異。但是，整體水平不具備市場競爭力，不能滿足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。在技術尚在快速發展但不成熟的情況下，大量的生產性投入意味著大量的浪費。因此，目前發展可再生能源的策略應是：加大研發，而非大規模布局，不搞大躍進。與此相適應的，財政補貼也應該側重研發，而非推廣利用。加快技術進步，提高技術競爭力，市場會自動選擇適用，而且減少了不必要的浪費。

保障民生也是節能減碳的責任與承諾

中國“十一五”節能減碳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，中國的努力和績效被很多國家所認可，因此，“十二五”目標也受到了世界廣泛關注。國家層面的“十二五”指標將分解到各省市和各部門，作為約束性目標加以落實。對一些省市來講，完成17%難度的確不小。根據這樣的情況，我們需要與發展階段相銜接，充分考慮經濟轉型的實際，特別是保障民生的需要。一個明顯的例子是，綜觀今年3月日本的超強地震、災難性海嘯和核泄漏事故的影響與對應，足以看出發展階段的重要性。中國近年來的四川汶川地震、青海的玉樹地震、云南的盈江地震，經濟損失遠比日本低，但生命代價遠比日本高。社會進步，在于對生命價值的推崇和尊重，不在于經濟數額。民生的需要，人格的尊嚴，應該優先于節能減碳目標。

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，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位居世界首位，經濟總量也躍居第二。這也意味著，中國應該準備而且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。但是，這種責任必須與中國的實際能力相吻合，不能加大國際預期。“十一五”時期的高目標是通過分解指標，加上行政手段強制地方減排，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完成任務，采取拉閘限電等措施，嚴重影響了居民正常的生產生活。高目標與行政強制手段可以表明節能減碳的決心和力度，但是很大程度上得不到國際社會的認同，也有違“十二五”規劃提出的“保障和改善民生”這一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。相反，如果我們實事求是，量力而行，循序漸進，留有彈性空間，避免過激措施，保障民生的目標就能夠實現，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地位也會得到認可和不斷提升。